据《包拯墓志铭》记载，包公有智断金钱纠纷案。有两人相聚喝酒，甲酒量好，身上带有黄金，恐怕遗失，就让不能饮酒的乙代为保管。醒后甲向乙索要，乙矢口否认。甲向包拯起诉，包拯秘密派人去乙家里取黄金。乙家以为案发，交出黄金。于是乙俯首就擒。说明包公断案讲究方法和重视证据。
王巩《甲申杂记》、王明清《玉照新志》记录了包公声名传播四域，连少数民族也崇拜其正直忠义。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吕希哲《吕氏杂记》、吕本中《童蒙训》、彭乘《墨客挥犀》、周密（《癸辛杂识》、曾敏行《独醒杂志》、王铚《默记》、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等都记载了包公故事。
作为一位孝子忠臣，包公为官清廉。辗转任职，关心百姓，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后人的纪念和尊敬。由于包公的名气极其响亮，民众创造了一些跟包公有关的词汇和俗语。《野客丛书》和《铁围山丛谈》记述“包弹”的来历与流传。而“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等歌谣使包公故事在民间信仰中迅速滋长。
包公还在科举和教育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古今源流至论》为科举考试而编撰的类书，收录包公事迹多条。理学大家朱熹用包公不结交富人的事例教育自己的学生，将包公的诗作刻于白鹿洞，作为书院的警言格句。朱熹还编著《五朝名臣言行录》收录包公事迹，作为从政为官的典范。
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庐州兴化寺僧人仁岳为感激包公知遇之恩，“以其居之西偏屋辟而为祠，立公之像”[1]，得到全州士人民众赞同，合肥太守张环亲自题写《孝肃祠堂记》。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由官民合修的包公祠堂，距离包公去世仅四年。北宋英宗时期状元彭汝砺《和谒孝肃祠堂》诗云：“樵牧万家歌旧泽，簮绅百拜望英资。”[2]表达了士绅阶层和普罗大众对包公的敬仰。北宋神宗皇帝怀念包公的忠诚刚正，下诏命画工绘像，置于祖庙，配享先帝。包公祠庙祭祀在各地更加兴盛。
南宋僧人净善重集的《禅林宝训》记载了二人推让百两白金，包拯断案，捐赠给京城寺观修冥福以荐亡者。凡夫俗子犹能疏财慕义，佛门弟子更应有廉耻意识。包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扩展到佛教界。
宋代包公故事的文本还包括两宋文人别集、诗话等体裁。包公同时代的很多文人，在诗文集里不吝称赞包公。宋杨蟠作有《喜闻中丞包公称职有书》，说明包公当时已经很有知名度了。宋黄公度《包公堂》和《清心堂》两首诗则反证了包公在端州为官深得民心。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对包公称誉有加，赞扬包公“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3]文彦博、苏轼、司马光、曾巩等人也撰文称颂包公。尽管包公处于新旧党争的漩涡，终因正直廉明而被各方接纳和推崇。阮阅《诗话总龟后集》、胡仔编《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与后集都收录了包公事迹。
此时，包公形象的描述文学色彩淡薄，但包公孝亲忠君、清廉为官的因素成为文艺创作者主要的投射点。随着都市商业的繁华，勾栏瓦肆的活跃，城市中下层民众消费观念的变更，包公故事在宋话本、金院本杂剧里现身，正式跨入通俗文学的领域，包公形象逐渐出现新的转变。
宋代话本中的包公故事存有五种。《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合同文字记》《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三现身包龙图断冤》《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五个故事包括了世俗生活中的婚姻矛盾、财产纠纷、社会治安等家庭问题。其中《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写包公初步具备了“日间断人，夜间断鬼”的神判功能。宋代的包公戏有《三献身》《烧花新水》《蝴蝶梦》《刁包待制》，金院本《陈驴儿风雪包待制》，可惜已失传。
金代文学家元好问《续夷坚志》有《包女得嫁》篇，谓包公因正直主东岳速报司。《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感应传·霍参军》写霍参军诵持金刚经，忽见厅下地裂，涌出已成为速报司的包龙图。包公对霍参军宣扬因果报应观念。包公从历史人物成为文学艺术形象，迅速引起朝野上下的关注，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根基的。
当然，包公形象不是完美无缺的。欧阳修既看重包公无私公正的品格，但也指出包公的缺点。包拯担任三司有蹊田夺牛之嫌，这是包公学问不深的表现。宋人笔记并非一味正面描写包公的故事。沈括《梦溪笔谈》有包公被衙吏欺骗故事；陈师道《后山谈丛》记录仁宗对包公的看法有所改变；《后山谈丛》还记述包公任职开封府时的一些措施对酒楼造成消极影响；《邵氏闻见录》记述邸吏报包拯拜参政，竟有人认为朝廷从此进入多事之秋，表达对包公为官的不满；王铚《默记》卷上有华阴县令姚嗣宗戏弄包拯事。可见这时的包公形象还非常朴实，没有神化的色彩。
宋人的笔记小说和诗文主要刻画包公作为能臣干吏的形象，这当中既有政治文化因素，也有道德伦理因素。而宋人的正史记录，类似史书性质的笔记小说素材积累，文人的诗文评判，使得包公逐渐从政治、伦理层面上升到文学创作的关注对象。杨义先生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与发展直至壮大，一直与小说的“多祖”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小说发生学着眼，神话和子书的作用虽然相当显著，但“从小说长期演变和成熟上看，史书影响则更为深远”。尤其是“小说家多从史籍中讨教叙事的章法，已经成为我国古代的重要传统”。[4]宋代包公艺术形象虽处于萌芽阶段，但与底层民众产生共鸣，开启了后世包公故事通俗化、大众化的历程。包公成为叙事文学中新的母题形象，为后世戏曲小说形象的塑造积累了经验。
二、元：包公故事奠基期
元代记载包公故事的文本有史书、笔记小说、文人诗集，而主要集中于元杂剧。杂剧在元代的兴盛，绝非偶然。文学体裁的演进与王权政治的更迭、士人心态的转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包公人物形象在元代出现变异性，由历史人物变成戏剧人物，以新的面貌登上舞台，敢于跟骄横跋扈的权豪势要作斗争，寄托了民众的诸多期望。
元代编纂的《宋史·包拯传》记录包拯主要生平事迹，整部《宋史》涉及包拯的史实多达26卷。张光祖《言行龟鉴》记录包公事迹公三则，延续包公榜样的典型效应。马端临《文献通考》收录《包孝肃奏议》，对包公奏议章节安排、时间排序表示不满，对包公弹劾张方平与宋祁三司使，表示怀疑。《归潜志》记金朝王翛然为官清正，执法严明，人称赞其为官远胜包拯。笔记小说《南村辍耕录》记载姚天福因判双钉案，被誉为元代包公。
同样，包公故事在私塾教育中有重要作用。《纯正蒙求》收录包公家训。吴澄《吴文正集》记北平冯窦二家之子，相互推让黄金。两则材料偏重于包公的历史教育意义。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民众对包公寄予厚望。
王揆撰《包孝肃公祠记》，记包公在端州（今肇庆）政绩斐然，人们称颂至今，值得为官者效法。金履祥《仁山文集》指出包公虽贤能却有父子相弃事，修身养德者当引以为戒。王恽写有《赞颂题名碑》《题萧斋诗卷两首》《觅风字歙砚诗赠侍其府尹》四首诗赞美包公的高风亮节和正气浩然。这些描写延续了宋代真实历史中的包公。元朝士绅民众欣赏包拯立朝刚毅，笑比河清的特征，为杂剧作家拓展包公清官形象奠定坚实的基础。
元杂剧比较成功地塑造出包公的艺术形象。南戏中的包公戏8种，《包待制陈州粜米》《王月英元夜下留鞋》《才子佳人误元宵》《包待制判断盆儿鬼》《包待制捉旋风》《神奴儿》6种亡佚。只有《小孙屠》尚存，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本。《林招得》，《宋元戏文辑佚》存佚曲三支。元杂剧包公戏亡佚10种，《灰栏记》《糊涂包待制》《包待制七勘货郎莫》《仁宗认母》《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犯押狱盆吊小孙屠》《包待制判断烟花鬼》《风雪包待制》《包待制勘双丁》《包待制智赚三件宝》《小孙屠》。
元杂剧包公戏存12种。《蝴蝶梦》《合同文字》《后庭花》《鲁斋郎》《生金阁》《留鞋记》《陈州粜米》《盆儿鬼》《神奴儿》《鲠直张千替杀妻》《小张屠焚儿救母》《灰阑记》。对包公清官形象、忠孝主题、民间信仰等方面的传播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包公担任主角的只有《后庭花》《生金阁》《陈州粜米》3种。其余9种，包公戏份不多，一般是直接出场断案。
与宋代记录包公事迹的文本相比，元杂剧继续扩充包公清官形象。包公在打击权贵方面，内容情节比较详细，断案描写比较详细。鲁斋郎、庞衙内等权势人物最终被正法，替广大民众尽抒压迫之怨。在具体断案时，包公会从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情、理、法，褒扬忠孝，尤其对孝子格外宽宥。如《蝴蝶梦》包公保全王氏三兄弟，《合同文字》包公奖励刘安住孝行，《小张屠焚儿救母》里，担任东岳速报司的包公救下小张屠的儿子。包公不仅依靠智慧破案。还借助梦境和冤魂来协助断案。在口耳相传中，包公形象日益深入人心。作为象征符号，包公是铁面无私、不畏权势、嫉恶如仇的标杆，主持着正义和公道。
美国学者沃尔特·翁说：“千百年来，从口语到文字、印刷术再到电子技术对语词处理的变迁过程，深刻地影响并基本决定了语言艺术样式的变化，同时也影响决定了人物描写和情节结构的方式。” [5]艺术媒介的变化，使得包公形象的塑造在元杂剧阶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包公从早期话本的历史人物清官演变成为故事形象清官。这一戏剧形象又反过来影响民间文学中包公的形象，促成了精英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双向流通，包公传说得到有机整合。同时，包公形象在流变中，在大体稳定的基础上呈现出差异性和怪异性。
三、明：包公故事发展期
明代关于包公故事的文本很多，不仅史类著作、笔记类、文言小说继续摘录包公的相关事迹，而且诗文集里对包公的评判也多起来。在明代小说、戏曲里，对宋元话本和戏剧中包公的形象有进一步的发展，可谓包公故事的转变期。
明代历史、笔记类著作里，多为对宋代包公史实的编录，结尾或附有作者自己的评议。杨继宗初仕欲学包公而终不能及，认为包公廉明正直是洵古之豪杰。“然尚论者有病其刻。继宗以其刚大之气，直足以慑群邪之胆，而庇我苍生比比然矣！” [6]杨继宗仰慕包公清廉，以其为榜样，其正气刚大媲美包公。王夫之《读通鉴论》在论包拯时提出为政易从简，法家不足取；他并不欣赏包公、海瑞等清官的个性，认为包公缺乏儒家的敦厚涵养。
明代前期统治严酷，中后期宽松，社会思潮出现新的变化。在传统的儒家教育里，包公事迹编进童蒙教材。《幼学琼林》云：“包拯寡色笑，人比其笑为黄河清；商鞅最凶残，常见论囚而渭水赤。”[7]道教经典著作《太上感应篇》指出包孝肃内刚不屈、直言不讳，人皆服其刚而不愎。释心泰《佛法金汤编》收录包拯断让金故事，用案例教育僧众。位列明代四大高僧的憨山德清著有《憨山老人梦游集》，其《得包公砚书<心经>跋》赞包公守端州，一砚不留。编订于明代的《梦林玄解》则认为包公做梦是审查疑难案件，昭雪冤魂枉魄。清官包公的形象在民间宗教信仰中持续发酵增强。
明代文集主要论包公立朝刚正，敢于进谏，忧国为民，足为法则。孙承恩撰《古像赞·包孝肃公》认为包公的刚烈严毅与汉代酷吏的严酷苛刻大不一样，是古代敢于谏诤、直言不讳的大臣。李贤《古穰集》认为主要包公奏议是拜仁宗之所赐，仁宗皇帝宽厚仁慈，不计较包公出格行为，才使得包公放心进谏。叶廷秀《诗谭》评包公诗作：“孝肃忠孝，大业炳炳烺烺。其诗‘清心为治本’二语，亦可谓自道平生矣。”[8]《诗谭》还收录《包中丞称职》诗。秦王朱诚泳《小鸣稿》录有七律诗《杨化州清节卷》，赞赏包公不持一砚归，为官清白。
明代的方志记载包公事迹渐多。包公断案，依据可信度较高的著述，约有15件。《明一统志》记有包公判虎一桩公案，包公任职定远县令时有判虎台。判虎案影响很大，不仅诗文作品有涉及，很多地方的民间传说也收录。
明代戏曲亡佚8种，存10种。《高文举珍珠记》《袁文正还魂记》《桃符记》《金丸记》《认金梳孤儿寻母记》《观世音鱼蓝记》都有存抄本。明代传奇题为《胭脂记》的两种。一为明童养中撰，《远山堂曲品》著录。共四十一出，题目为：郭名卿误登科第，王月英寺裹遗鞋；包文拯判成婚姻，《胭脂记》永播京台。又《万锦清音》存有佚曲，别题《绣鞋记》。一为明无名氏撰。《曲海总目提要》与《曲录》著录，共二十九出，见吴书荫主编《绥中吴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内容与元杂剧《留鞋记》相同，增加了许多细节描写。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包公一改威严肃杀形象，竟然关注促成普通百姓婚姻。
存残曲的两种。《陈可忠剔目记》，存残曲《包拯坐水牢》，见李福清《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卖水记》，本事见《林招得孝义歌》，存残曲。《词林一支》卷四、昆曲选本《昆池新调八能奏锦》和《南北时尚昆弋雅调》收录了《黄月英生祭彦贵》，情节与《百家公案》第七十八回《两家愿指腹为婚》大体一致。
明代孙钟龄作传奇《醉乡记》，写才气横溢的乌有生和毛颖等漫游醉乡，遭受到一系列磨难，科举不中，婚姻不成。铜臭和白丁反而高中榜首，成就美满姻缘。作者借以讽刺社会现实的黑暗罪恶。第二十出《名辈棘同推》，写包公出任监考官，韩愈与欧阳修任分考官，还是不能阻止科场贪贿作弊。
神魔小说《三遂平妖传》讲述了北宋王则起义。罗贯中原著为二十回本，冯梦龙改编增补至四十回，小说内容更为丰富。有包公举荐文彦博、包公审判蛋子和尚等情节。包公从一个单纯断案的清官变成关心军国大事、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忠臣，为此后描写包公故事的小说所沿袭。包公奏议里不乏举荐人才的篇章，元杂剧里，包公举荐孝子，明清小说，则突出包公忠君为国、举荐良将的一面。包公故事的忠孝文化主题具有时代意义。
包公的形象还出现在明代说唱文学中，八篇说唱体《包龙图公案词话》包括：《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记》《新刊全相说唱包龙图陈州粜米记》《新刊全相说唱足本仁宗认母传》《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歪乌盆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新编说唱包龙图赵皇亲孙文仪公案传》《新刻全相说唱张文贵传》。这八篇故事对包公形象的稳步发展，是包公案的新编，在题材、体裁等方面都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包公的忠孝特征、清官形象更加传奇化。尤其在民间信仰中，包公神化愈演愈烈。
明代中晚期，懒政怠政问题严重，社会问题滋生不穷，朝廷危机四伏。而处于夹缝中的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催生了公案小说的繁荣。公案小说《包待制》残本见于正德十六年慎独斋重修本《文献通考》封面衬纸中，是现在所知明代最早的公案小说。作为具有长篇性质的绣像小说，《包待制》在明代包公文学发展中处在成化本包公说唱词话和《百家公案》之间。[9]
包公故事内容大大扩充，短篇公案小说集有《百家公案》《龙图公案》《包公演义》等。其中，《百家公案》一百回写了九十四件公案。《龙图公案》写包公断案故事一百则，实际有五十一则跟《百家公案》雷同。《包公演义》与安遇时的《百家公案》相比，两书字句差别不大，仅回前诗词有所不同。这些故事涵盖了包公故事中的清官文化、忠孝文化、民间信仰及地域文化四个主题。
短篇白话小说《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叙五鼠妖猖獗，包公借神猫降妖的情形。《西洋记》第九十五回写五鼠闹东京，终被包公降伏。包公能上天入地，西天如来亦礼让三分，其沟通阴阳的本领充满神话色彩。包公与北宋一系列著名将领联系起来，如秦淮墨客的《杨家将演义》写包拯举荐杨宗保为帅，杨文广为先锋，包公的忠臣形象得到强化。
明代文学作品加强了对包公出身的细节描写。说唱词话《包待制出身传》专门讲述包公身世；小说《百家公案》卷首有《包待制出身源流》；传奇《还魂记》里曹二国舅骂包拯三分不像人，七分到像鬼；《珍珠记》写包公相貌丑陋不堪。同时，包公得长嫂抚养相助成为包公故事的重要情节。
简言之，明代包公的神判技术被强化。包公“日断阳、夜断阴”的本领落到实处，能与天地诸神交通，可在阴间冥府里断案。明代的包公还染上理学色彩，《百家公案》写包公断案，宣扬主旋律，大肆褒扬孝子贤孙和节妇义女。
四、清：包公故事繁荣期
清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各种文学样式也呈现出全面中兴的态势。然而在经历康乾盛世后，清朝就不可避免滑向加速崩溃的轨道。在欧风美雨的浸蚀下，内外交困的清王朝日渐式微。民众遭受多种盘剥，降落头顶的灾难更加深重。具有护持朝纲、匡扶正义的理想主义情怀的文艺创作者再次聚焦包公，尽情释放自己的才华，包公断案的文学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清代的包公创作不仅文学种类齐全、数量剧多，而且思想艺术成就高，是包公故事创作发展的最高峰。
清代朴学发达，重视考证辩驳。在史类笔记里，有对包公事迹的辩证。《四库总目》指出“拯之心迹，天下后世皆可谅之。遽讳而削其稿，反若拯实有此短者。此张田编次之无识，非拯志也。”[10]四库馆臣认为包公立身刚正，无所忌讳，编撰包公奏议者不应删去包公的奏章。
清代地方志收录包公故事的范围广阔、数量繁多，无论是包公任职地，还是未任职地都演绎着包公故事。如《乾隆祥符县志》《道光肇庆府志》《光绪重修天津府志》都记载了包公的一些传说。包公平生未到过湖湘地区，却得到湖湘人民的尊崇信仰。《道光永州府志》《同治浏阳县志》《光绪湖南通志》等记载了湖湘民众建造包公（孝肃）祠庙、祭祀包公的情形。
包公在各地域的广泛流播，加深了民众强烈的清官意识。民间传说包公的儿子喜欢忤逆包公。《吴下谚联·来字作去字话》讲述了包公儿子喜好忤逆，临终遗言以石棺装殓，儿子竟依从未更换为木棺，致后世再无清官包公转世。可见包公在民间信仰中的巨大影响。著名文学家袁枚《新齐谐》录有包公故事，如《酆都知县》记包公为阎罗王，知县幕僚因言得罪关帝，中风身亡并遭雷击；《乌台》谓包公听断妖鬼坐乌台。
清代包公故事的传奇已知亡佚10种；存有10种，即《正昭阳》《双钉案》《五高风》《五义风》《琼林宴》《普天乐》《乾坤啸》《四奇观》《肉坵坟》《酒色财气》，剧目大多突出包公与忠孝主题及民间信仰的关系。朱佐朝《乾坤啸》，剧述乌廷庆家三代为将，妹妹是皇后，而韦继同的妹妹亦为帝妃。两家原有矛盾，韦妃于是陷害乌后。设计陷乌廷庆全家于牢狱。经包拯审明，冤情得雪。《纳书楹曲谱》收录《乾坤啸·劝酒》一出，此剧似影射明万历间梃击案。李玉《五高风》，剧写宋都御史文洪与权臣尤权的忠奸斗争。《乾坤啸》和《五高风》两部戏剧的情节，不见于宋元包公小说戏曲文本，明代《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未收录类似故事。
清代涉及包公故事情节的小说很多。《清风闸》将三现身故事刻画得淋漓尽致，冤屈得伸的百姓为答谢包公，建造包公祠堂，早晚焚香供奉。在一些家将小说里，包公不仅是刚毅正直的清官，也是知人善任的忠臣。《说呼全传》有包文正硬退庞奸、包文正法场放绑等情节，叙述包公极力维护保全呼延一门忠良。《万花楼演义》将历史演义与公案小说合为一体，叙述狄青、包公和杨宗保三人的故事，而以狄青为主。《狄青前传》有狄青助包公铲除奸相庞洪的故事，《狄青后传》有包公举荐狄青等情节，《杨文广平南全传》有包公搭救杨文广族侄杨建忠等情节。
长篇白话小说《龙图耳录》是近现代包公故事的渊薮。《三侠五义》承袭《龙图耳录》，文字略有不同，是侠义公案小说的经典之作。全书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述侠客协助包拯与奸臣庞吉父子进行斗争；第二部分主要述侠客协助颜查散翦除襄阳王羽翼。近代著名朴学家俞樾将《三侠五义》改编为《七侠五义》，流传广泛，其后续书不断。《续小五义》《小五义》《续七侠五义》《五续七侠五义》，这些侠义小说继续刻画包公的清官和忠臣形象。清代还有部分小说在描写天宫地府时会涉及到包公，包公成为一个具有独特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丁耀亢《续金瓶梅》、郭则沄《红楼真梦》、陈少海《红楼复梦》等都提及包公任职阎罗王事。
以《三侠五义》为新起点，包公故事在京剧及各地方戏里全面开花，走向戏剧舞台的包公形象大放异彩。《京剧剧目初探》收录包公京剧有《京遇缘》《打棍出箱》《铡美案》《双包案》《五花洞》《双钉记》《铡凌芬》《探阴山》《铡判官》《龙凤锁》《路遥知马力》《铁莲花》《打銮驾》《铡包勉》《九头案》《赵琼瑶》《断后》《打龙袍》《碧尘珠》《神虎报》《碧油潭》《狸猫换太子》《铡赵王》《五鼠闹东京》《花蝴蝶》《北侠传》[11]等。这些京剧全面辐射，深刻影响了地方各个剧种，最终长成一株枝繁叶茂、争芳斗艳的包公戏大树。
湖湘地区拥有19个地方剧种，大部分剧种都留存了一定数量的包公经典剧目。湘剧、祁剧、辰河戏、常德汉剧、荆河戏有《德山拿虎》；长沙、常德、零陵花鼓戏、阳戏有《黄金塔》；邵阳花鼓戏、衡州花鼓戏《阴阳扇》；巴陵戏《包公训民》等。
尚未引起足够关注的清宫大戏也收录了一些包公剧目。改编自《平妖传》的清宫大戏《如意宝册》借包公之言表达吏治思想：“志在消弊除奸，下清疑案，使犴狴而没冤苦犯；上答圣恩，保合郡之百姓安宁”，“调鼎志在扶助邦家，寸心保安黎庶”。[12]刻画了包公忠君护国为民的形象。
此外，还有弹词、鼓词、子弟书、宝卷、傩戏、皮影戏、碑刻、民间传说等都收录着数量不少的包公故事。河西宝卷里《鹦哥宝卷》和《包公断彦查散》等描绘了包公市侩、受蒙蔽断错案的另类形象。[13]可以视作对传统包公性格缺点的扩大化。
清代题咏包公的诗文极多，作家队伍庞大。纪晓岚、袁枚、赵翼、蒋士铨、翁方纲、钱大昕、陶澍、李鸿章、张树声等都参与创作了吟诵包公的诗文。纪念包公的祠堂庙宇遍布海内外，颂扬包公的楹联数量也很可观。包公信仰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刻上鲜明的地域烙印。
结 语
自宋讫清，包公故事文本种类繁多，包公形象在演变中愈来愈充实丰厚。采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对包公故事进行跨学科跨文体跨时代的研究，不仅能清晰勾画出包公故事的文学化历程，还能在文献整理、文学研究、文化阐释方面获得新的认知。宁稼雨先生强调：“历史人物题材系列需要把握好的要点是历史真实与文学手法之间关系的移动轨道。在历代历史文化内涵变异和文学手法发展中去把握该故事类型的主题演变线索。”[14]时代的变迁，体裁的增多，文本的转换，情节的丰富，不仅书写包公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的品质；更注重包公勤政为民、依法治国精神的传承。
借助信息革命的浪潮，包公在当今依然活跃在影视屏幕与各类社交软件等平台。在陶瓷、年画、剪纸、折扇、雕刻、刺绣等工艺品中，包公仍然占据一席之地。而由朱万曙先生担任编剧的大型新编原创庐剧《包公打舅》令人耳目一新[15]，演出大获成功。不仅是该剧契合时代主流价值，符合群众口味；更反映了包公故事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崭新的活力。概而言之，透过这些多姿多彩的艺术样式，民众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这就是：对包公信仰的坚守；对困难委屈的忍受；对民主法治的期待；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对自由幸福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宋]包拯撰；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M].合肥：黄山书社，1999：310
[2]傅璇琮.全宋诗(第16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554
[3][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1694
[4]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6
[5][美]沃尔特·翁著；何道宽译.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2
[6][明]尹守衡撰.皇明史窃[M].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3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本社，2002：244
[7][明]程登吉撰；[清]邹圣脉增补；刘哲注.幼学琼林[M].合肥：黄山书社，2007：102
[8][明]叶廷秀辑评.诗谭[M].续修四库全书第16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75
[9]李开升.正德刻本公案小说《包待制》残叶考[J].文献，2018（5）：131-140
[10][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496
[11]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M].北京：中华书局，2008：166-177
[12]朱万曙.《三遂平妖传》的两个清代戏曲改编本[J].文学遗产，2016（6）：139-147
[13]田多瑞.河西宝卷中的包公形象分析[A].庆振轩主编.河西宝卷与敦煌文学研究[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4-246
[14]宁稼雨.学术史视域下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得与失[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139-149
[15]倪红.浩然正气满乾坤 评庐剧《包公打舅》[J].中国戏剧，2020（4）：46-48
【 作者简介 】
王林飞（1983- ），男，湖南省衡南县人，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相关链接：
王林飞丨北宋都城谣谚中的包公
王林飞丨洛神故事的演变
王林飞丨包公面相的黑化
王林飞丨中国古代“以龙喻人”现象考论——以古谣谚为中心
“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